这次项董事到宁州公司，主要是约谈公司上司成员。原因在于，上面对宁州公司成员，特别是公司主要上司调整在即。宁州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人事副总裁和外勤副总裁，四人是主谈对象。但谈话对象并不局限四人，人事总监和法务总经理是补充谈话对象，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宁州总公司副总裁或其他成员谈话深入了解情况。
项董事来时，就已经框定了谈话对象，就是公司上司成员，不再补充谈话。这么框定的原因，在于项董事对于宁州公司的情况是掌握的，对宁州公司的上司职员也是了解的，没有必要在调整之前，把动静弄得太大。
对于谈话内容，项董事也非常讲究地作了限定。在与宁州公司人事副总裁的谈话中，重点了解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司在上司开展工作的情况和有关建议；二是公司在落实每年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和自觉接受公司监督方面的工作。
在于外勤副总裁的谈话中，也是重点了解两个方面：一是公司上司协商制度落实情况；二是对于各公司的意见建议，公司的听取情况和公司的落实情况。
双方分别了解这两个大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方面这是公司在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制度和协商制度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只有这两大方面的情况，才是双方的专业，其他方面的情况，双方都有局限，说出来的话和所站的角度就不一定客观了。项董事就干脆不听。
除此之外，项董事还询问，宁州公司人事副总裁蒋爱国和外勤副总裁李城，就个人有什么考虑或对公司上有什么请求，尽管是公司上司成员，但都是退居二线的岗位，面临地将会是从上司岗位上退下来，尘埃落定，为此，公司上一般也都会从照顾老职员的角度，问问他们有什么想法，特别是对于一直以来讲大局、识大体的上司职员，给他们一个好的归宿，便于今后的退休养老。
宁州公司人事副总裁蒋爱国和外勤副总裁李城，都是在多个分公司任职的老职员了，不向公司乱提要求、乱伸手，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他们知道，此次，项董事下来的主要任务，还是关于主要上司即将调整，来向宁州公司吹吹风。至于他们自己提不提要求，也都不是重要的是事情，如果公司上考虑他们以往的工作成效，自然会趁这次主要上司调整的东风，给他们一个妥善的安排。
如果公司上不给他们动，那么也基本上就默认让他们在原本的岗位上干到退休了。在宁州公司当人事跟外勤的一把手，也是非常不错的岗位，尽管在权力的大小上，与宁州公司主要上司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公司上给予的生活待遇和经济待遇，其实相差不大，为此，很多权权力*不是特别大的上司，也会安于这两个岗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宁州公司这两位主要上司，也不是特别想来事的主，为此，他们的回答的都是那句最经典的“听公司安排。”
项董事对与蒋爱国和李城的谈话情况，是满意的，他对他们表示了感谢。然后，就让宁州公司董事长聂川进来谈话。
这个秩序，让副董事长张强感觉有些惊讶。毕竟在一般公司谈话的过程中，最主要的谈话对象都是放在最后一个谈。显然，在宁州公司的上司内部，是没有比聂川这位宁州公司董事长更加重要的谈话对象了。但是项董事却偏偏与宁州公司董事长聂川先谈，将最后的谈话机会，留给他这个副董事长。难道，真如整个宁州公司所说，他有可能出任宁州公司董事长？
想到这一点，他不由就有些激动。但是，上面的决定始终存在很多的变数，张强认为，自己还是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否则就容易失去了阵脚。张强让秘书换了一杯新茶，一边喝茶，一边看这天的《人民日报》，稳住自己的心神。
与此同时，项董事与宁州公司董事长聂川的谈话已经正式开始。
项董事开门见山地说：“聂川你好，这次受北京公司委托，我来宁州公司与公司主要上司谈心谈话，目的你应该是了解的，那就是北京公司考虑，将你调回北京公司任职。对于宁州公司的工作，我大体是了解的，因此，也就不多问了。我和你谈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你对自己调回北京公司任职还有什么想法；另一个方面，从你的角度，推荐一名接替宁州公司董事长职位的人选；还有就是对宁州公司的结构，有什么意见建议。这是一次正式的公司谈话，我们都实事求是地谈谈。”
聂川和项董事，就坐在谈话室内，相邻的两个沙发上。这个谈话时，不同于那种面对面的谈话室，而是故意选取了那种同向相邻的沙发摆放方式，为的就是让谈话，不会像审讯那样产生针锋相对的感觉。这里面有心理学上的意义。
聂川侧过脸来，郑重地瞧着项董事说：“项董事，感谢你此次来宁州公司约谈我们主要上司。对于公司上的安排，我向来秉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服从公司安排。所以，对于调回北京公司，我个人没有意见。第二个问题，接待我担任宁州公司董事长的人选，我推荐张强。推荐的理由，简单的说，是成熟，善于团结协作，有主见，抓工作的作风扎实。第三个问题，关于公司的上司结构，目前我们镜州公司中，已经有女同事，但是宁州公司中还没有女同事，应该有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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