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使去安丰，有现成的人选，——刘福通的叔伯幼弟刘十九。
他早先本来是奉旨来益都，要求南下打徐州的，但却被邓舍收服了。当然，他的这个“被收服”绝不是“心服口服”，无非是因为看海东现如今比安丰更有实力，故此改换门庭而已。也无所谓，管他“口服心不服”也罢，任其“利益使然”也好，只要能对海东产生帮助，就是称职臣子。
这就叫做“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过，只派他一个人去也不行，到底并非邓舍心腹，还需得另遣一人与之同行。
但是问题出来了，这“另遣一人”该选谁是好呢？罗国器、方补真、杨行健、鞠胜、方从哲等用惯了的诸人现下都不在益都，或者是在前线战场、或者是尚在出使回程的路上。而留守益都的群臣里，洪继勋、吴鹤年、罗李郎等人又各有职责，走不开。王宗哲、章渝、赵忠、河光秀倒是闲，可要不并非心腹，要不就是能力不足，却又是皆不堪出使的重任。
便就在邓舍为难之时，有个好消息送来：鞠胜回来了。
却原来是在平定了汉阳府之乱后，姚好古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能简单地只呈送一份军报就算了事，必须得有重臣亲自面见邓舍，详细禀告。因此，就请了鞠胜回来。
有人问了：为什么叫鞠胜回来，不叫方补真回来呢？这中间却是存了姚好古的一层心思在。
首先，最先发现乱事的人是鞠胜，有首功；其次，面见邓舍、奏报平乱经过是一个大大的美差。有句话不是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当面讲的功劳和写在纸面上的功劳自然是不一样的。姚好古和方补真的关系亲密，所以请了鞠胜回去益都。一来示好鞠胜，二者表示谦让、不居功。
姚好古是当之无愧的海东文臣中第二号人物，他又为何特意示好鞠胜呢？看重的不但有鞠胜乃是“朝臣”，平时长随邓舍左右；他看重的更有鞠胜“益都人”的身份。向鞠胜示好，就等同向益都派的诸臣示好。
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姚好古深谙为官之道。
人虽远在南韩，但抓住机会，不动声色间就给了益都群臣一个好印象。较之洪继勋，那简直是强得没边儿了。洪继勋整天在益都，也没见他与鞠胜、李溢、国用安等等这些益都系的文臣们拉出有什么好交情。
有关南韩平乱，之前已有一份捷报送来益都，邓舍略微了解。见鞠胜归来，当即召见入府，又详细询问：“捷报上说，此次乱事牵涉甚广。不但有汉阳府，还波及到了周边的许多府县。现今情况如何了？”
“奉主公令，首恶已惩。凉山君满门抄斩，并及涉及此案、又情节严重者，亦一律处斩，悉数传首南韩诸城，以儆效尤。‘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臣从汉阳府出发来益都时，局面已经渐趋稳定。”
“幕后的黑手查出来没有？”
“凉山君确实不知情。问了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软蛋。没问几句，还没动刑，就全交代了。果如主公所料，幕后之人正是察罕帖木儿与鞑子皇后奇氏。姚平章已张榜各邑，将鞑子的阴谋公布于众。并按照主公吩咐，榜文的内容是用王祺的语气来写的。”
凉山君的儿子们打出来的旗号是“奉王祺衣带诏”，宣称要“恢复丽朝”，这是一个不利的舆论，必须扭转过来。
怎么扭转？用王祺的语气来写出一道榜文，宣示南韩，说明其实他们勾结的是蒙古人，就把矛盾的焦点给转移了。有蒙古人种种欺压高丽人的暴政在前，只要把文字写得漂亮点，完全可以激起丽人的愤慨和唾弃。
鞠胜补充说道：“当初主公不杀王祺，真明智之举！所谓‘高瞻远瞩’，即谓此乎？果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邓舍一笑，说道：“我给老姚的回文里，特别指出，首恶固然要惩，可也不能杀得太狠。……，老姚可按此执行了么？”
“请主公放心。姚平章为政，本就是宽猛相济。对主公您的指示，他执行得非常好。”鞠胜的回答确实是实话，但其中亦不乏对姚好古“投桃报李”的意思在内。
邓舍微微颔首，不再多问，话题一转，说到了眼下，先是三言两语便把遣人出使安丰的来龙去脉讲解清楚，随后言道：“大眼儿，我知道你跋涉数千里，好容易才回来益都，很劳累。本该给你放个假，让你回家好好歇歇，也多陪陪你的老父母、妻儿子女，奈何军情如火，时间不等人。你就再辛苦一遭，这就随刘十九同去安丰吧！如何？可好么？”
鞠胜二话不说，跪拜在地，慨然说道：“君有命，臣岂敢辞！”
见天光近午，邓舍留饭。饭席上，又把出使的重要意义细细给鞠胜剖明，并略问了些鞠胜巡游各地的成果。此前，鞠胜是奉了邓舍之命，巡游各地传送《令海东秀才学骑射》令旨的。成果不错。一言带过。
饭后，又召来刘十九，如此这般交代一番。
下午，他两人就启程前往安丰而去。
同时，邓舍另外写下了一道令旨，又选派得力精干之人赶去辽阳送给陈虎，教他整顿军备，限三日内开拔去辽西。这且按下不提，只说鞠胜与刘十九，也没带多少随从，日夜兼程，轻骑而行，不几天，已到了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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