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只有在拥挤和冲撞中被偷者才觉察不到小偷摸皮夹子和怀表的碰触。但是，除此之外——这是伊瓦尔现在才学到的——为了干得有把握，必须用某种办法转移人们保护自己财产的下意识的警觉性。短时间地麻痹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商店的橱窗正是分散人们注意力的绝妙办法。
伊瓦尔的发现简直使他欢欣鼓舞，要知道在伊瓦尔的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扒手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伊瓦尔愿意老实地承认，伊瓦尔见过一次，那还是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学好英语，伊瓦尔当时常去法庭上旁听。某次伊瓦尔去时，正赶上两个警察把一个长有火红色头发的胖小伙子带到法官面前。在法官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个钱包，这就是物证；几个证人发誓之后提供了证词，接着法官便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英语，于是那个火红头发的小伙子就消失了——如果他没有听错的话，判了六个月。这是伊瓦尔看到的第一个扒手，但是——区别也正在于此——伊瓦尔根本无法证实他是一个真正的扒手。只是由证人证实了他的罪行，伊瓦尔仅仅目睹了法律上对其罪行的重述，而不是罪行本身。伊瓦尔所看见的只是一个被告和被判决了的罪犯，而不是小偷。要知道，小偷之所以为真正的小偷，只是在他偷窃的时候，而不是在两个月后因自己的罪行受审的时候，这正如一个诗人之所以为真正的诗人，也只是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而不是两年之后他站在人们面前朗诵他那些创作好的诗歌的时候。一个人只有在他实现其行为时，他才是行为的创造者。现在伊瓦尔恰好有了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可以在最能表明一个小偷的特征的时刻对他进行观察，认识他本质中最真实的东西。观察这样稍纵即逝的瞬间太不易了，这像窥知一个妇女受孕和临产的时刻那样困难。想到有了这种可能性，那真使伊瓦尔激动万分。
当然，伊瓦尔决定不放过这样一个绝妙的机会，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一定要详详细细地观察偷窃的准备工作和偷窃行为是如何进行的。伊瓦尔马上起身，离开自己坐在咖啡馆门前的那把椅子，在这里伊瓦尔的视野太有限了。现在伊瓦尔需要一个视野广阔的位置，就是说，需要一个活动观察点，以便能毫无障碍地监视他。伊瓦尔试了好几个地方，最终选择了一座四周贴满了伦敦各大剧院海报的商亭。伊瓦尔可以坐在这里，装作一心一意地看海报的样子，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实际上在柱子的掩蔽下却从这里观察那个扒手的一举一动。就这样，伊瓦尔带着一股现在连他自己也觉得无法理解的顽强劲地注视着这家伙如何做着他那艰难而又危险的勾当。伊瓦尔不记得，有什么时候自己曾怀着如此巨大的兴趣在剧院或电影院里观看过演员的表演。现实中最戏剧性的瞬间要远远超过和高于任何艺术形式中的现实。
一个扒手在把他的手伸向猎获物时，他的眼睛必须是清澈的，可亲的，他必须用最平淡的声调谦卑地嘟囔一句“对不起，先生”。但是，这还不够。在他行窃的那一瞬间，单有狡猾、警惕和敏捷还不够。在这之前，他必须具有才智和善于识别人的能力，他必须以一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身分对他的对象作出考察。在整个人群中，那些漫不经心、轻信不疑的人才是他考虑的对象，而在这些人之中只有那些没有把大衣钮扣都扣上的人，那些走路不太快的人，可以不引人注目就走到他跟前的人，才是真正的目标；在一百个或五百个行人之中——在那个钟点内伊瓦尔数过的——只有一两个人能落入他的狩猎场，不会比这再多了。一个明智的小偷只能对这极少数的对象行窃，而在这极少数对象中的大多数人身上，他的行窃动作由于种种数不清的偶然原因，在最后的一刻遭到了失败。对于扒手这一行来说，必须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警觉性和自我控制能力。要知道，一个小偷在行窃时，不仅要用自己所有的处于紧张状态的感官来选择和挨近自己的对象，而且还得同时用他痉挛起来的感官中的另外一种感官来观察是否有人在盯着他。不管是警察还是街角中的暗探，或者一个讨厌的好奇者，经常是在大街上游来逛去的。所有这些他都不能忽略，会不会他的手在橱窗上被映照出来从而暴露了他，会不会有人正从商店和窗户后看看他。付出的精力是那样巨大，危险是那么多，两者简直不成比例，只要一个小小的失误或失算，就得和这阳光明媚的林荫大道告别三到四年；指头稍一哆嗦，或者手的动作稍一紧张，那就得和自由分手。光天化日之下，在林荫大道上行窃，这是一种极大的胆量啊，这一点伊瓦尔现在才明白了。从那以后，每当报纸把这类偷窃当做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在犯罪一栏中只给他们寥寥几行的版面时，伊瓦尔就觉得这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在他们这个世界上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技艺中，这一行是最困难最危险的：它的某些最高成就可以使人认为它是一种艺术。伊瓦尔有权这样说，而且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在彼得堡，伊瓦尔曾经历过，亲自感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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