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日，按照西历，已经是八月二十七日，距离“圣女升天节”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日，但李自成故意篡改了西历，将这一日当做西历的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信徒眼中的“圣女升天节”。
整个西宁地区，包括三川府及所属各县，比新元还要热闹，府衙、县衙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行动起来，分做几个小组，清晨片出了城，沿着不同的方向行进。
专门针对异族的《推恩律》，也是正式颁布实施，“奉天主”、“入汉籍”、“分土地”等各式条令，不仅要对百姓宣传，还要在各镇、村张贴，勿要让所有的百姓知晓。
天命军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了属地上所有的异族，但他们必须和汉人一样，缴纳各种赋税。
与博大胸怀一同施行的，还有天命军的军威。
李过第一千户的骑兵、秦大年第三千户的步兵，也是行动起来，分别在西宁府、三川府及所属各县穿行，维护一方平稳。
这一日主要是威慑，防备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反悔，真正的杀戮，前几日就基本完成了，士兵穿行村镇，主要是教化：天命军没有忘记所有的人。
各地的天主教堂也是行动起来，趁着机会在各地大肆宣扬天主，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和无比开口的胸怀，接纳百姓入教。
原本是由佛教塔尔寺、郭隆寺、弘觉寺改奉而来的南川天主教堂、威远天主教堂、西宁南天主教堂，更是身先士卒，三大教堂的牧师冯丹、王杰、吕布，亲自手持《圣经》，穿街走市，向百姓们宣扬着天主的福音。
位于西宁东关大街上的东关清真大寺，更是被信奉恐怖教的回人主动捣毁，将在原址上修建西宁第三天主教堂，这样西宁城内将拥有三座天主教堂，成为天主教在东方最大的中心。
李自成做为天主教的东方教皇，在西宁天主教堂内弄了两间办公场所，尽管他因公务繁忙，很少来此办公，但这间办公场所每日都有人清扫。
这次轰轰烈烈在西宁府、三川府执行《推恩律》的活动中，原本与汉人以及早先归化的汉人并没有多少关系，但当他们得知《推恩律》的内容时，还是主动加入进来了。
他们已经是汉籍，分发了土地，依照律法纳税，但很多百姓尚不是天主的信徒。
天主教开始在西宁传播的时候，对百姓来说，还是外来的事物，百姓不知觉生出几分抗拒之心，但经过这几年的耳闻目睹，他们已经见多不怪了。
当李自成成为天主教的教皇后，一下子拉近了天主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心里距离，一时之间，在整个大西宁地区，信奉天主成了时尚，如果不是天主的信徒，你都不好意思出门，如果百姓之间发生了争执，信奉天主的人，也会得到更多的兄弟般的支持。
据后来的统计，整个大西宁地区的十万人口中，天主的儿女占到九成以上。
李自成自然笑对这一切的发展，如果不是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人物，以汉人百姓的性子，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全民信教”的大一统局面？
在这些信徒中，绝大部分都不是汤若望那种最为虔诚的教徒，可这有什么关系？百姓只要有了精神寄托就够了，何必在天主这棵树上吊死？
他倒是希望，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形，百姓教徒都不要过分狂热，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就行，像恐怖教那种“全民信教”、“全民皆兵”的情形，最好还是不要出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教会无处不在，又不会影响正常的政治、生活。
李自成倒是很喜欢后世西欧人对宗教的态度：宗教只是一种信仰，但不会改变大是大非！刚刚在教堂做过礼拜，出了教堂，转身就将那些弱小的民族打得满地找牙……
对个人、社会来说，宗教究竟有什么用处？
李自成曾经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在将天主教引入西宁地区时，他也十分矛盾，甚至怀疑过自己的做法，但从汤若望的身上，他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道德底线！
只要不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故意将宗教引入狂热的境地，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国家来说，有了宗教教义的指引下，都会提高自身的道德底线。
趁着百姓们对天主的崇拜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李自成以大都督府的名义，悄悄颁布了《税律》，天命军的这部律法，并没有引起百姓的主意，实际上这部律法并不是为天命军现在的属地颁布的。
现在天命军的属地上，百姓要缴纳农业税，商人要缴纳工商税，《税律》的出现，并没有增加税种，也没有提高税律，它只是将农业税、工商税以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与《工商律》中的税收部分，实际上是重叠的。
《税律》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赋税本身，而是其中的一条原则：在税赋面前，人人平等！
也就是说，未来要缴纳农业税、工商税的，不仅有最普通的百姓，也有仕林，士农工商兵，都有纳税的义务。
这就从律法上打破了大明朝廷的税制。
按照大明的税制，士绅、皇庄不用缴纳农业税，而南方的商人，又通过东林党把持朝政，以“朝廷不该与民争利”为借口，阻扰朝廷征收工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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