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才心脏停跳了一下，好像猛地抽走了我的呼吸，那种感觉很干涩，不容易说清楚。再次碰着小弦后，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她总是提着我的衣领，对我冷冰冰地笑：“别让我看见你这张脸，要不晚上会做恶梦。”
恶梦，我懂她的意思。她好像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所以一次次毫不心软地嘲笑我。现在的她对我没一点感情，我相信下次忍不住去看她，她还是会恶狠狠地打击。
白寒有时候很内疚，追过来问：“哥，你会不会怪我？”
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本身就是个罪人，亲手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罪人。面对小弦的眼睛，我现在变得迟钝，不敢探究她眼底的东西。
我怕我看到了愤恨。唯独对她，我没有外界表现的沉稳坚强，每次以亲她的脸来逃避对视。她并不知道，我也害怕让她知道。
小皮问过我很多次：“哥，我总觉得你像个传奇式的人物，给我讲讲你以前的故事吧？”
他只说对了一半，我以前的经历的确像故事，不过我还是不敢让它曝光。一旦曝光，我彻底失去沙小弦。
我肯定不敢。
父亲是个儒雅的人，骨子里带着旧式书生气，总是穿着笔挺的衣服，最上一粒扣子扣的严谨。也正是这种儒家宣扬的“温柔敦厚”让他彻底失去了幸福，最后病痛把他折磨得形销骨立，他念着母亲的名字离世。
那时的母亲，已经是白祖沙的合法妻子，生下了依依，刚满十二岁。
根据白家老一辈解释，我八岁那年，白祖沙在生意上曾打败过书生父亲，作为调停条件，他要求母亲改嫁。父亲太过于软弱，竟然让白祖沙得逞，从此闭口不谈母亲的事，这也成了他一块心病。
我称爸爸为“父亲”，言辞上可以看得出他对我的教育——谈吐和内在要相结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二十八岁之前，我从不怀疑他的教导，待人处事保持着谦恭有礼的风度，像他那样与世无争。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接到过他少数几次的越洋电话，都是言语温和，淡淡地说着一些琐碎杂事。
“爸，你身体还好吗？”这是我在外三年最关心的问题。
“很好。”他温声回答，语调一直平稳。
父亲为了打消我疑虑，每隔三个月给我寄来照片，证明他精神抖擞，不需要我回国探亲。最后还是白寒第一次打来的电话惊醒了我：“你是堂哥白澈吧？我给你说个事，听了后你先别急，这边有我帮你顶着——”
“出了什么事？”我的嗓子变得干哑。
“舅舅病倒了，吐血，好像有点严重，我守了他快一个月，今天才听到他说你的名字。”
父亲就是这样藏住了心事的人，默默忍受，默默痛苦。承受不了的时候，自己性命也搭进去了。他的离世和白祖沙的倾轧有直接关系——中间停战了十八年，白祖沙卷土重来，父亲抽不回康明的股份换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祖沙再打倒他一次。
我开始着手对付白祖沙。
没人知道我心里的仇恨。我和父亲委曲求全地过日子，并没有逃脱恶意打击。既然失去了亲人和家庭，我想还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坏，更能打击我。
要对付一个实力雄厚的对手并不容易，我两手空空地回来，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启动资金。
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两个月不出门，仔细组合搜集到的资料。没有人能帮我，我只能靠脑子寻找突破口。
这时，白寒突然找上门：“哥，我有办法弄到钱，你帮我。”
我面对满桌的资料纸，坐着没动。年轻气盛的白寒不能让我放心，我只承他照顾父亲的恩情。
“哥，我知道你脑子活，随便动两下就能想出赚钱的点子，不过你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去聚钱，对吧？”他的话直接切入了我的内心。
“你遇到了什么难题？”我冷淡地问，看得出来白寒垂询没名没势的人，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白寒嘴角翘了起来：“哥真是聪明人，看来我找对了。”他摆出了他的问题：没有过硬的势力扶植，北区至今不是他的地盘。
“我要绝对控制北区的地下权力。”白寒下了结论。
“想怎么做？”
“抢银行或者运钞车。”他还在笑，说得轻松，“花钱买下老大的位子。”
看来过惯刀头舔血日子的人胆子的确要大些。白寒看见我低头推敲，又游说：“哥，男人跟女人一样，变坏了钱才来得快。”
我考虑更多的是周全，计划的严密性，不是他想象中的胆怯。
“你有认识的银行警卫？”
“没有。”
“那就安排一个人做眼线，找警队的缺口。”
2002年我二十九岁，第一次走进小弦视线。我授意白寒手下闹事，等着警队来抓。小弦就在队伍里，穿着苹果绿外套，驼色牛仔裤，和所有人一比，她最亮丽扎眼。
白寒说过，和警队打交道多了，最“熟”的人是沙小弦。
我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慢慢接触后，发现她天真热情，缺少现实阅历，心里有喜有忧，意志力开始摇摆不定：在国外我就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这次为了打探消息接近她，和她呆在一起三个月，她的依赖让我放不开手，我知道我喜欢上她了；她不厌其烦地讲各种故事，话里被我推敲出很多内幕，她还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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