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四用并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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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一个朝代，君主对臣子的绝对信任都是不应该存在的。纵观数千年历史，只有对君主绝对忠诚的臣子可以“层出不穷”，却没有对臣子绝对信任的君主可以“长治久安”的。这道理在“家天下”的时代，不言自明。
福临虽然坚持“用人不疑”，却绝不能以为他就真的笃信这一套。皇帝福临越是深明大义，汉族臣僚就越应该准确理解其深刻用意：满清入关不久，天下未靖，对于汉臣，无论在旗在民，都要极力拉拢，才能确保满洲统治。有一组数据可以佐证收服汉臣的重要性——
顺治年间，全国所有地方总督一级官员，汉人占了百分之百！其中汉军八成，汉民两成。到了州府这一级，汉人官员仍然占了百分之百！只不过汉民占了八成，而汉军就降为两成。也就是说，无论满蒙，在地方政权之中，占据一把手位置的数字，是一个响当当的“零”！
推而广之，结合清初顺治年间的“移民东北”政策，其时即使是在关外, 除了盛京附近业已形成的旗民格局之外, 广袤的东北大地，几乎所有的郡县、乡村，都是大大小小的汉臣当家！
福临如果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汉臣表示完全信赖，就需要对全国的各级地方官进行大换血。而这一点, 在当时根本做不到！满洲识字不识字的囫囵人, 加在一起一共多点儿？况且即便是整天介说着对汉臣“完全信赖”，好些个前明遗臣, 不还是像李际期、李雯一样, 冷不丁就发觉自己成了皇汉的汉奸一般，瞬间心灰意冷, 自甘堕落？
所以, 表面文章必须做。只不过，私下里对汉臣，特别是手握大权的汉臣做一些监控与防备却是必要的。中央层面的六部满汉分列, 地方驻军八旗的监视，都是重要的布局。
但弘毅为什么还要罗哩罗嗦、喋喋不休，非要在“用而疑之”这个“浅显”的道理上纠缠不休呢？问题的根源还是郑芝龙此人的与众不同！
郑芝龙在弘毅的历史观中，是一个另类。最为关键的，是他较早接受了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潮影响，大兴海上贸易；同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 有着扬名立万、永载史册的精神追求；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汉人，又不可能死心塌地真得效忠入关不久的满清政权。这三点结合在一起，弘毅决定在自己的十七世纪中叶历史中，给他更大的发挥舞台, 用他的行动，去开拓一片中华文明本应有可做选项的一条新路。至于是什么“新路”, 当然不能向满洲皇帝合盘托出！
现在，弘毅的首要任务, 是好好阐述对郑芝龙“如何用”和“如何防”的问题！
“用而疑之，疑而防之？对同安王此策, 玄烨如何规划？”福临总结了一下儿子的言论，故意增加了“对同安王”这几个字眼并加以强调，是为了尽量打消汉臣的鼓励和忌惮。
“皇阿玛, 儿臣以为, 用者在四处。”弘毅准备简短作答，以防言多必失。
“一者, 用其‘尤善海商’之能于海路官家商队，以广取厚利，贴补府库、充盈军资、体恤民生；二者，用其‘崇儒安土’之愿于陆上郑氏家族，令他满门光宗耀祖，以安定东南，使其子郑森等人感念皇恩、永不‘反朝’；三者，用其‘冒险犯难’之性于提领东南水师，以提带满汉将士水性战技，进而拓海自强，保我大清领海属海安定；四者，用其‘兼容包蓄’之心于钳制红毛西人，许其父助子业以豢养郑氏兵力，图谋早日收复台湾。”
“嗯，不错。诸位爱卿有何见解？”福临很是赞同，同时征求大家意见。
“奴才以为，贝勒爷这‘四用’恰到好处，皆为良策！”兵部尚书噶达浑急忙赞同。这四条下来，有了军资不说，还能顺道让郑芝龙给他训练水师，何乐而不为？
“奴才附议！”诸位满臣都是趋之若鹜，纷纷赞同。打仗也好，行商也罢，只要是让满洲大兵不必白白亡故战损，就是好事。
“臣等附议！”汉臣或许更看重“安定东南”、“壮大郑氏”这两条，至少可以让皇汉血脉得以延续，东南民人得以休养生息。
“老臣赞同贝勒爷所言！”汤若望也积极响应了。他看中的, 是最后收回台湾！只要是让荷兰人滚回欧罗巴去, 把南洋贸易再送回自己的“金主”葡萄牙、西班牙手中，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好，可行！”福临先恩准此议, 接着追问：
“又如何疑之？”
“回皇阿玛的话。对同安王之疑, 诚如李际期李大人所言，万万不可对其‘尽忠事主’一事有所疑惑，否则只能是自折臂膀。朝廷所疑，应是其闽南民人所共有本性在开海行商一事上的映射。”
“嗯，有理。可疑在何处呢？”福临一点就透，再也不管有些老古董的懵懵懂懂、不明就里。
“儿臣以为，需疑在三处。”弘毅很佩服青年皇帝的领悟能力。
“一者，疑其裹挟大清官船商队以为自用。二者，疑其隐瞒重利以求中饱私囊。三者，疑其反哺郑森兵勇而后不可收拾。”弘毅言简意赅，却将这三处疑虑说得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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