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15日，张座霖的奉军占据天津，到了17日，奉军进入北平。
冯羽祥的国民军朝着蒙古溃败。
至此，这次战事以张座霖的胜利而告终，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落入张座霖之手，他成为中国政坛最为耀眼的人物。
一时风头无两。
不少人认为张座霖最有可能一统中国，有帝王之相。
在历史上，往往从北方起兵的人物占据优势，挥军南下，成就霸业。
奉军入京，标志着张座霖掌控了中国政治权利的中心，东北地区自然要讴歌赞颂一番。
林子轩所在的哈尔滨一片欢腾，当地的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让张座霖就任大总统的呼声，似乎张座霖就是天命所归，能够拯救中国的那个人。
林子轩却知道这只是昙花一现，这一时期是张座霖的巅峰，可惜没能持久。
对他来说，好消息是战事平息，可以离开哈尔滨，前往北平了。
4月20日，林子轩来到北平，发现北平的局势相当严峻，能够称得上恐怖了。
北平城内城外都有驻军，城门口招兵的旗子随处可见，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摩擦不断。
这种状况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下午不到六七点钟，平日繁华的街道都已经熄火打烊，来往的人们一个个慌慌张张地，好像大祸就在眼前一般。
这只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界受到的波及更为严重。
奉军在城内大肆查封报馆，搜查各个学校的教职工宿舍，抓捕捣乱闹事的分子。
包括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地，北大是搜查重点。
不少学生和教员被抓走，一批鼓动学生的社会名流上了缉捕名单，北平城内人人自危。
自民国以来，北平的政治氛围颇为宽松。
文化界的学者借助于各种公开的请愿、游行活动，以愈加高昂的姿态不断挑战当权者的容忍底线，加剧了他们与北洋政府之间的紧张对立。
不过双方的斗争一直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在这一年，三一八惨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线，让局势彻底失控。
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丰厚的胡拾也因为欠薪问题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拥有蔡元赔等人的北大都落到这个地步，其他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的机构按时发放薪水外，其他部门都存在着严重欠薪的现象。
如果仅仅是欠薪的话还能忍受，大不了日子过的苦一些罢了。
如今张座霖采取了高压政策，让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写文章，报纸不敢刊发。
不少报纸都取消了社论专栏，开始刊载消遣小说，这表明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现如今则是生存环境陷入危险。
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双重管制下，逃离北平成为一种更加普遍而现实的选择，知识群体的大规模南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林子轩刚从苏联回来，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和苏联国内对文化的管制如出一撤。
他欢迎这些知识精英们前往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宽松很多，这批人能够为上海带来文化的繁荣，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些人明白以后若是到上海，恐怕要仰仗林子轩，对林子轩愈发的尊重。
以前林子轩身在上海，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中的存在感不强，到了上海，林子轩则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林子轩不想在这种氛围下的北平呆下去，太过压抑了。
他劝说成社我和张痕水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以成社我办报纸的风格，被抓进去并不稀奇，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成社我婉拒了林子轩的邀请，他觉得在如今万马齐喑的时候，正需要他留在北平。
1926年在民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可以说是最激烈动荡的一年，
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
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
也是在这一年，居住在北平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
这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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