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满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比，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脱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侍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19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瑛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加。
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
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牍、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些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禁，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加。
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四大类，交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瑛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
把论文《超导体与超导电性》修改好，送去付印之后，孙元起带领着经世大学教育系的几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去。在繁忙的工作中，匆匆地度过了1905年的最后时光。
尽管孙元起丝毫没有留意，尽管卢瑟福、普朗克、马丁等著名教授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孙元起，但在1905年12月10日这一天，瑞典人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颁出了第5届诺贝尔奖。在这颁出的五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的获奖者居然都是德国人！
直到春节前的某一天，孙元起接到卢瑟福的来信，才想起去年年底还有这码子事儿。在信中，卢瑟福客观地叙述了他对三项科学奖得主的看法：
“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因为“对细菌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我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很了解，无法做出恰当的评价，不过我的同事向我大致描述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即阐明了特定细菌会引起特定的疾病，他是以举世瞩目的开拓性成绩，问心无愧地捧走了这个奖项的。
“得到化学家的是拜耳，想来扬克你也听过这个名字——”
看到这里，孙元起不觉微微失笑：如果是二十一世纪，在中国提到“德国拜耳”，估计很多人想到的是全球制药巨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德国拜耳集团；可能只有知道一些科学知识的，才会想起这是一位使世界变得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杰出化学家。需要注意的是，化学家拜耳（Baeyer）和拜耳公司（Bayer），除了都是德国的、中文译名一样，此外再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提到拜耳，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和徒子徒孙们，因为这是科学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佳话：他的老师，就是在梦中发现了苯环结构的凯库勒，凯库勒的名字随着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而他的学生费雪，在1902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比拜耳还早三年！费雪的学生瓦尔堡，在193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瓦尔堡的学生克雷希斯，又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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