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孙元起给出的最终答案没能让王锡銮完全满意，但全国的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毕业生毕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在中央学会会员互选中撕开个小口子，也算是足以告慰同侪了。然而他们也没有高兴太久，司法部就发布部令，规定所有法官均不得加入政党，凡已入党者须立即宣告脱党，未入党者以后也不得挂名党籍。
这也是民主政体“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但对于热衷竞选的政法系统官员来说，无疑是迎面一拳，直打得头晕眼花：没有政党，还玩什么政治？这回可真的是如同“一群太监上青楼”了！
不过在王锡銮、熊煜等人的主导下，北京法学会还是在年底恢复了会务活动，并重新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他各地各类学会也纷纷汲取、借鉴北京法学会成立的经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向中央学会发起冲击。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各省的会员选举还算平静，即便有什么纠纷矛盾，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让孙元起长松了一口气。不过边疆的局势日益紧张，却又让孙元起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首先是外蒙。
在民国元年年底的几个月里，政府上下从大总统袁世凯到副总统黎元洪，从内阁总理赵秉钧再到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乎都在为外蒙事务忙碌，各地集会声讨、征兵筹饷等动作不断。但孙元起知道咬人的狗不叫，这般大张声势，无非是虚声恫吓而已，他们终究还是秉承袁世凯的指示：只宜镇静交涉，不能轻举妄动。
外交部秉承这一宗旨，先后与法、美、德等国公使沟通，希望他们政府能出面施压，强迫俄国取消《俄蒙协约》。谁知其他列强不仅没有善心大起，反而从中看出民国政府的软弱可欺，一个个像饿狗似的扑了上来，先是德国对山东提出土地利益要求，其次是日本首相桂太郎照会中国：如果中国答应沙俄在外蒙攫取的特权，那么日本将会在南满、内蒙照办，接着英法也在云南、西藏边境增兵，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
沙俄受此鼓舞，态度更趋强硬。俄国驻华公使12月14日提出中俄交涉的六项条件，规定中俄在没有签订条约之前，俄国将视蒙古为主权国家；道胜银行在华的一切损失，应由中国政府赔偿。限中国政府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即视为默认。态度之嚣张，简直令人发指！
当然，沙俄的恶行还不止此。
12月27日，沙俄从海参崴调兵，强占呼兰府（现哈尔滨市呼兰区）。
1月12日，俄籍间谍佐治野夫代表土登嘉措与外蒙当局私下签订《蒙藏条约》九条，主要内容包括土登嘉措承认蒙古自治权及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宣言，外蒙政府也承认西藏的自治权以及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地位，两国政府在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应该永远互相援助等。
同日，外蒙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抵达莫斯科，以答谢俄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为名，请求沙俄帮助蒙古训练军队、支援枪械等。随后他们获得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
1月26日，俄军三百余人经奉天辽原州（现双辽）侵入宾图王府（现辽宁省彰武县）。
1月27日，库伦蒙军头目丹柏江村率队千余人迫近新疆与外蒙交界布尔干河，并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长期驻扎。布尔干河距离迪化（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不过数百公里，新疆总督杨增新情急之下，赶紧电告袁世凯；也许他知道袁世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给袁世凯致电的同时也给孙元起发了一封电报，并询问该如何处置。
孙元起早就对沙俄及外蒙咄咄逼人的态度大为不满，只是一时间找不到插手的借口。闻听消息之后，相对于袁世凯“静观其变”的软趴趴回复，孙元起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除了当即命令杨增新派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率兵前往查看之外，还对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不在五日之内撤走布尔干河附近的驻军，将会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烈反击。
孙元起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给杨增新回电之后，马上致电驻扎山西大同的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驻扎陕西绥德的陕西陆军第二师、驻扎甘肃宁夏的陆军第四十五旅迅速做好战备，随时准备以一半的兵力出师北伐；同时命令杨增新在距离布尔干河不到五百公里的古城修好简易机场，在西安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在兰州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而航程较远的侦查飞机已经从甘肃最西段的安西府机场起飞，对布尔干河进行拍照侦查。
随后，孙元起又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山西大同、陕西西安、甘肃兰州等地视察，特别是检查军队备战情况和军工企业生产研发情况，以此向外蒙和沙俄显示自己不放弃武力解决的顽强决心，希望他们千万不要会错意，一条道走到黑。
此行视察的重点是位于西安的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经世大学飞机研究所，民国元年四月改为现名，并准备搬迁到目前这个位置。这里是秦岭余脉的一个山间盆地，位于西安城南，距离西安城近百公里。虽然距离远，但面积比原来大了许多。陕西军政府动用数千兵力和上万民工，历时半年才解决铺设水泥路面、建筑宿舍厂房、解决饮水电力等诸多问题，于去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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