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范还是摇了摇头。
孙元起有些纳闷：“那行先准备去哪里？”
赵景范终于鼓起勇气：“先生，学生在回国途中曾认真思考过以后的人生将往何处努力，究竟是把自己的才智使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主？就在我因为抉择而踌躇彷徨、痛苦思虑之际，偶尔在《圣经》中看到一则启示，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圣经•腓立比书》）我顿时若有所悟。
“我当时就想，纵使我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证明了主的意志与存在；而在凡事都能的主看来，一介凡人的才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吧！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日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等都是幼年受洗，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落花生”许地山等都是虔诚信徒，而像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本身就是天主教的司铎！
在这种氛围下，想要劝说一个笃信基督教的青年放弃信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吃力不讨好。所谓“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破坏别人的道心被很多宗教视为是最重的罪业。
半晌孙元起才接着说道：“既然有志于传教弘道，我也不多阻拦你。只是你如此年青，又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未免可惜。而且你这出国一走就是四五年，回来便宣言矢志传道，惹得二老雷霆大怒，恐怕亦非为子之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摩西十诫中应该也有‘孝敬父母’这一条吧？”
“是第四条。”赵景范低沉而清晰地答道。
摩西十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生活和信仰的基本准则，但在不同教派中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和排序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孝敬父母”，在犹太教、新教、圣公宗、东正教中都排第五条，但在天主教、路德宗却排第四条。
孙元起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玄奥，继续说道：“《论语》中有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这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就是二三十岁这个时候，年青人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勇猛精进，在知识上有所创造，方为不负韶华。——如果条件允许，我倒很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科学技术奖项，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而不是像某些奖项一样，把评选变成是科学家寿命大赛或老年科学家临终关怀。
“你现在虽然确定以传播福音为职志，但并不等于必须要放弃科学研究，相反，很多神父本身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与传播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名教士；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本身也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而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故事，更是载在科学史册。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并不矛盾对立的。
“虽然神职人员也可以依靠教会资助或者教友捐献而生活，但我想行先你这么年纪，又学有所长，必然不屑于依靠这些经济来源。在我看来，你大可以一边在经世大学或者中华科学院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顺便照料双亲；一边利用假期或工作的余暇，进行传播福音工作。随着你工作业绩的日渐显露，你对教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等你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阶段或者双亲百年之后，再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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