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咎自然没有勾结秦国，他原本就是奉了魏王的命令，开关放秦军通过。只是，来自大梁的“使者”显然不愿意给他辩解的机会，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使者”真真切切是魏王派出的使者，只不过，魏王给他的命令是协助魏咎防守函谷关，而不是诛杀魏咎。所以，虎符是真的，通关文牒却是捏造的。使者是真的，军队却是韩军伪装的。
当“使者”家人的性命掌握在韩军手中的时候，当韩国的细作成功地打进魏国王宫并窃取了虎符、印玺，一切事情都有了解释。
按照魏王的命令，河东调集了六万大军南下，其中，有一万是前来增援函谷关的。剩下的五万则是负责牵制三川郡的韩军。可惜，这个消息迅速被韩国潜伏在大梁的细作掌握。前去新郑示警的韩国细作几乎是和魏王的使者在同一时间出发，结果，自然是新郑率先做出了反应。韩国干脆将计就计，在渡口悄悄设伏。率先渡河的一万魏军中伏，猝不及防之下，伤亡惨重。韩国摆出堂堂之兵，扼守住了河水（黄河）渡口，阻挡了魏军南下的道路。
趁着这个时间，韩国不惜损失了一个潜藏很深的棋子，成功窃取了虎符，并伪造了通关文牒和魏王的诏书。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一万韩军乔装成魏军，裹挟着真正的魏王使者扣关。一面是忠君是大义，另一面则是家人是至亲是韩国许下的高官厚禄，意志力原本就不坚定的魏王使者最终倒向了韩国。
三川郡的兵力半数用来防守河水渡口、袭击函谷关，半数则是调往洛阳。洛阳的战事远没有结束，虽然如今的洛阳城韩、赵联军只有不到一万的兵力，但却成功地把十万秦军牢牢地吸引在洛阳城下。说错了，十万秦军眼下只剩下五万，应该是五万秦军。
秦军的伤亡越大，秦军主将麃公越是相信韩王、赵王就在洛阳城当中。否则，韩、赵联军又何必死守洛阳不退呢？！唯一让麃公有些疑惑的，就是韩国的援军迟迟没有越过河水前来增援。虽然河对岸的军队人影憧憧，但就是不敢渡河作战。似乎在在顾忌伤亡，或者担心失败。不知不觉间，秦军攻城已经进入第八天了，但韩国的增援速度比意料当中的要慢的多！这让麃公一方面疑惑，一方面庆幸！
在麃公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无非两种可能，一方面是随着韩王被围，韩国彻底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地步，群臣们争执不断，不能下果断的命令。另一方面则是新郑发生了内乱，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指挥不灵，各个地方的援军各自为战。
麃公的猜测直到方才才有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新郑确实发生了动乱。消息来源于魏国的使者，使者声称魏国出兵十万包围了新郑，如今韩国一片动乱，诸郡县各自为战，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人心不安，哪有一支军队肯渡河来救驾呢？！
事情的发展显然出乎了麃公的预料，麃公没想到，魏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居然出兵了。原本是作壁上观的魏国这次显然是看中了巨大的利益，想要趁机瓜分。这对秦国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处很明显，正是因为魏国大军的出动，切断了新郑和外界的联系，导致了韩国人心浮动，原本陆陆续续到齐的韩国援军彻底失去了统一的指挥，给攻打洛阳不利的秦军更充分的时间。坏处也是自然，如果魏国可以胁迫韩国提前答应割让土地，那秦国也不敢保证，魏国会不会反戈一击。毕竟，韩国的地盘够大，好处够多，是秦、魏两国一起瓜分还是魏国自己独吞，这里面的差别可是大多了！一旦魏国生出异志，这十万秦军（眼下只有五万）深入中原，和关中远隔数百里，很明显的孤军一支，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所以，和魏国的使者虚与委蛇一番之后，麃公表面上喜气洋洋，很是开心，背地里却是把负责攻打洛阳的四个军侯（掌管五千人）召集了起来，下达了最后的命令。麃公限令全军在明日日落前攻克洛阳城，否则，麃公将以作战不力的罪名，把他们四人处斩。
四名军侯左右合计了一下，知道如果再不卖命的话，他们四个人是看不到第三天的太阳了，左右是死，与其被麃公割了脑袋示众，不如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上，还能博一个好听的名声。洛阳城已经摇摇欲坠了，虽然敌军仍然在坚持，但他们只有一万人，又始终没机会好好消息，哪怕不是为了秦王颁布的重赏，仅仅了为了活命，军侯们就没有理由后退。
于是，军侯们回去以后，又分别把手下的二五百主们集合起来，咬牙切齿地说道：“麃将军已经说了，明天日落前，我们要是拿不下洛阳城，他就把老子的头颅砍下来当尿壶。不过，老子临死前，也不会让你们好过！老子会把你们的头砍下来，再带着最后一波士卒冲锋！就是死，老子也要死在洛阳城里！”
二五百主们也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把手下的百人将集合，告之了麃公的死命令。层层下来，等到了最底下的秦军，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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