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五，正在向池州方向快速推进的徐绍安、曾志林所部与快马赶回的宋德明亲信家丁相遇，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池州守将指挥使戈彦已被说服，同意献城投降；坏消息是，身为其上官的池州刺史抵抗意志比较坚定，戈彦恐难说服其投降。目前，戈彦正在暗中积极联络自己的亲信和盟友，准备找个合适的机会将池州刺史控制住或者干脆杀掉，而后便打开城门迎周军进城。
对此，徐绍安和曾志林倒是不以为意。在他们二人看来，戈彦能够控制住池州局势，迎周军进城固然最好。即便其一时难以得手，也不会对周军夺取池州城在什么太大影响，南征西路军和中路军不过是在池州城下多耽搁个一天半天的，算不得什么大事。因此，在重赏了那名送信的家丁，并命其与大军一同东进，以便与戈彦联络后，徐、曾所部便马不停蹄的杀向池州城。
尽管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城池共存亡，可面对之前鄂州和江州均无力抵挡周军的进攻，两城都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宣告陷落的事实，池州刺史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因此，在从探马口中得知周军已经推进到距离池州城不过五十里的尹村后，他便再也无法保持之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状态，而是紧急召集城内所有文武官员开会，商讨御敌良策。
与当初江州的情形正好相反，池州这边抵抗意志最坚定的是刺史，一心想要不战而降的却是对好友宋德明书信中所陈利害深以为然的指挥使戈彦。不过，与当初胡则借刺史谢彦宝召集属下开会的机会斩杀这位贪生怕死的上司、夺取江州大权不同，戈彦在池州的势力与胡则在江州的势力相比要差上不少，想要在军议上趁机发难，以其所能掌握的力量刺杀池州刺史有一定难度。所以，戈彦决定暂时先隐忍不发，待时机成熟时再有所动作。
不过隐忍归隐忍，该做的小动作还是要做的。因此，当池州刺史在军议上向他这位本州指挥使咨询御敌之策时，戈彦在佯装思索一番后，便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借鉴江州的成功经验，派出部分精悍兵将主动出击，于适当地点伏击、偷袭周军，杀伤其有生力量、阻碍其前进速度。其二，增加城南峡口寨的守军数量，派得力干将率五千兵马驻防于此，使周军不得不分兵进攻，从而减轻对主城的压力。
戈彦的两条建议看似有些道理，实际上却是暗藏玄机。一方面，江州军虽利用伏击、偷袭取得了重大战果，可这种办法能用一次不能用两次。有了上次的教训，周军肯定会加强戒备，又怎么可能再让池州军得手，可以说戈彦这条建议就是让池州军去送死的。另一方面，峡口寨虽是池州城重要门户，且与池州城互成犄角之势，就常理来说该当派驻一定数量的精兵防守。可问题是，面对周军强大的炮火，小小的峡口寨的抵御能力远不如拥有坚固高大城墙的池州城。而且，峡口寨乃是一座纯粹的军寨，基本没有平民居住其中，周军在炮击时可以完全没有顾忌。再加上周军西路军、中路军的总兵力有五万多人，分兵对付池州城和峡口寨绰绰有余。所以，若照戈彦所讲，派驻五千兵马于峡口寨防守，不但起不到牵制周军的作用，反而是将这五千余兵马白白送给周军当绝佳的炮击目标，徒增对方战果而已。
可惜的是，作为池州守将，包括刺史在内的所有池州文武官员都对戈彦的建议深信不疑，不但完全接受，而且池州刺史还将派遣伏击、偷袭兵将及挑选驻守峡口寨主将人选的决定权交到了戈彦的手中，由其定夺。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给了戈彦清除池州刺史亲信、保证自己心腹安全的机会。于是，三名素来与池州刺史交好，被其看重的将校便成了率军伏击周军和驻守峡口寨的主将，并于当天便被戈彦打发出城去了。
这边城内的两路兵马才离开池州城，那边戈彦便派自己的心腹将相关消息送到了驻兵尹村的徐绍安、曾志林手中。
原本就处于劣势，此时又出了内鬼将自家的兵力部署全盘托出，池州军的败亡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八，于老鹰山设伏的五千池州军被早已知晓其伏击地点和兵力安排的周军反包围，在抵抗一个时辰、死伤近两千人后，向周军投降；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九，周军在兵分两路分别完成对池州城及峡口寨的包围后，集中所有火炮对峡口寨进行猛烈轰击。近半个小时的炮击不但几乎彻底摧毁了峡口寨，而且造成寨内池州军近四千人的伤亡，其幸存者尽皆投降。
至此，池州军损失过半，且留守城内的兵将几乎均为戈彦心腹。于是，在建隆二年四月初十一早的军议之上，认为时机已然成熟的戈彦突然发难，当场斩杀池州刺史，并将非自己心腹亲信的官员全部看押起来。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十午时初，已然完全掌握整座池州城的戈彦率一众手下出城，向周军投降。
就在徐绍安、曾志林率部进入池州城的当天，先于陆上部队东进的江防第一舰队主力护送搭建浮桥所用的巨舟及巨筏已进至池州城东北一百四十里的铜陵，并与自金陵西进支援的江南水军一部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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