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已经是武将的尽头，除了晋爵，基本上是升无可升。
但明朝后期，武将想封爵是非常困难，别说什么公、侯，就是伯爵，也没有几个。
李成梁的军功大不大，送了多少礼，熬了多少年，才得了个伯爵，还不是世袭的。
相对于别的皇帝，崇祯对于封赏就更加吝啬，尽是虚的，很少给予实惠的东西。
不仅仅是吝啬，简直是刻薄、冷血，只因为怀疑，卢象升英勇战死后，竟然三年不得恤。
与卢象升遭遇相近的还有孙传庭，战死后由于尸骨无存，再加上有传言称他还活着，崇祯帝到死都没有给予封赠。
崇祯自挂东南枝，只有一个王承恩陪着，真正地做到了孤家寡人的境界。而凄惨的结局，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收复金州、南关大捷之后，朝堂上对于毛文龙和东江镇的攻击大大减弱。
什么糜费粮饷，什么牵制无功，在辉煌的战绩面前都烟消云散。要攻讦的也只剩下东江镇僻处海外，毛文龙跋扈难制了。
而这也是崇祯的心病，一个帝王，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允许军阀的存在的。
对于边镇武将的控制，一直是皇帝关心和重视的，这也是以文制武的根缘所在。文官造反，基本上不可能；武将，则完全不同。
但说到底，毛文龙率领的东江军给崇祯脸上增光添彩了。
不是说先有明君，再有良臣嘛！登基之后，捷报频传，对建虏的战事现出曙光，不正说明自己是有道明君、英明神武？
崇祯口述完圣旨，收拾了激荡的心情，思索了半晌，缓缓说道：“东江镇的粮饷，还是恢复，由朝廷和登来共同承担，不能交给蓟辽督师。”
王承恩对此也是赞同，躬身道：“皇爷明鉴。奴婢以为，粮饷可由东江镇自行解决一半，剩下的再由朝廷和登来筹集。”
崇祯微微颌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又能省下不少钱财。
断绝粮饷，全部由东江镇自己解决困难，崇祯担心东江镇因此而与朝廷更加地离心离德。但要全出，朝廷财政又很困难。
至于袁崇焕所提出的每年四百八十万两辽饷，把东江镇的也包括在内，崇祯认为达不到省钱的目的。
从四百八十万两中先拿出一百余万两作为东江镇的军饷，但只给一半，也就是五十余万，其余的可就省下了。
这是崇祯打的小算盘，所以，才没同意袁崇焕的上奏。
同时，东江军这两年的战绩，也让崇祯的心理产生了些许的变化。
袁督师“五年平辽”的大志向确实让崇祯激动兴奋了好长时间，但他也有冷静下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东江军的屡获大捷，心理上的变化可能还会来得慢一些，晚一些。
可恰恰相反，一个是他砸锅卖铁地支持，却没有什么效果。另一个在艰难环境中，却屡次报捷，送来大量的建虏首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崇祯开始衡量投入产出是否合算，对于袁崇焕的能力也生出了怀疑。关键的是，袁崇焕要的钱太多了。
按照目前朝廷财政的状况，明后年就不得不再加派辽饷，每亩至少三厘，才能勉强支撑辽东战事。
“毛文龙再次举荐郭大靖升任副将，朕也允了。”崇祯缓缓说道：“据方正化所奏，这个郭大靖也确实是个勐将。”
王承恩没有说话，恭谨地听着。他不能老出主意，只能有这样的姿态来作出暗示。
崇祯没听到王承恩的应承恭维，很快也意识到了问题，继续说道：“另优诏嘉奖，赏赐勾玉、斗牛服、锦缎……”
明代的赐服中，最有名的是蟒服、飞鱼服、斗牛服和麒麟服。
而明代的斗牛服为蟒形、鱼尾、头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一般授予三品以上的官员。郭大靖升任副将，则是从二品的武官。
“万岁英明。”王承恩终于出言，表示了对崇祯的恭维和称赞。
崇祯也觉得自己很英明，施恩于臣子，彰显自己赏罚分明，不使功臣寒心，又激励其他文官武将。
“东江军屡次获胜，犀利火器功不可没。”崇祯的目光移到桌桉角上的奏疏上，沉声说道：“朕意已决，聘请葡人制造枪炮，装备我大明军队。”
宁远之战后，红夷大炮便开始被明廷重视，特别是徐光启屡次上疏，明廷开始购买火炮，并聘请澳门的葡人技师和教官。
但在这个过程中，朝堂上的保守文官给引进先进火器的进程增添了很大的阻力。
比如儒学宗师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那可是正人君子的典范，在朝在野都有很大的号召力，连皇帝也不得不顾及到社会舆论。
这些儒学大师互相吹捧，似乎只要重用他们，就会天下贤人聚集，大明中兴指日可待。
这些儒学宗师是有学问，但在军事上却啥也不是，他们不但提不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还开历史倒车，反对引进红夷大炮等武器。
他们的军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修心、修德，认为只要崇祯皇帝彷效尧舜，大明就万事大吉，搞定农民起义和建虏都是小事一桩。
至于火器，刘宗周等人认为那是细枝末节，并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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