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方矛盾的加深，为了各自的利益武装冲突是必然的结果。从军事上说，盐枭武装都是步军为主，作战形式也倾向于凭险固守，从而给敌军慢慢调兵遣将的机会，结局往往是兵败身死。可随着行朝介入的加深，尤其是派遣的军事人员增多，战斗力增强的同时，战术也做出了改变。
对于乡间的民团和县里的地方衙役，盐枭武装自然不再放在眼里，争夺也从暗地转向公开，元政府派遣的乡董、里正和色目人甲主根本不是对手，无力抵挡，不是被杀就是逃遁，他们又迅速接管了乡间的政权，填补了基层的权力真空。
大规模的乡乱自然会引起蒙元官府的反扑，他们派军讨伐。而盐枭武装则不再被动防守，他们利用山高林密，水网纵横的地形，自己熟悉地理的优势，完全放弃了从前的做法，贩卖私盐丰厚的利润，使得他们大量配备船只和驮畜，可以利用这些工具迅速转变成一支以流动作战为主的队伍。
在水网地带，利用渔船、舢板，甚至是浮盆进行机动，往往等敌军追来时，他们已经转移到对岸，或是顺流而下，脱离了其的追击。而在相对平坦的区域，盐枭武装利用自己队伍中驮畜较多的优势，无论是马、骡子、还是驴子，他们都充分的利用，所有人都配上牲口行动，紧缺时一匹马上甚至两人同骑实现机动作战。
盐枭武装本来做的就是偷偷摸摸的买卖，不仅要避开卡口，还要躲避稽查队伍，因而再没有比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了，可以说每条小路，每个河汊都烂熟于心。而且还在乡间拥有大量潜在支持者，不断为他们提供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持。如此一来，他们可以每天奔跑上百里，等到发现敌军疲惫，或者因为追击而分散时，盐枭武装则再集中一击给予敌军致命的打击。
蒙元江西宣慰使完者都曾亲率一个万人队进剿，其领兵在三个月之间追逐盐枭武装，行程达数千里，期间累死病死数百人，蒙古骑兵们有时每天奔驰百里，常常一整天吃不了一顿饭，其本人常常持续十几天不下马，累到举不起手来，需要用布带子把肩膀系在缰绳上才能前进。需要休息的时候也不找床，而是下马找个地方喝口烧酒缓过劲来继续追赶。
但即使是这样，蒙古骑兵仍然绝望的发现，敌军始终在前面。而当对手主动停下来等他们时，往往已经是养精蓄锐，列阵完毕准备厮杀了。熟悉历史的人很清楚，这非常类似于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军队作时处于劣势时的战法。讽刺的是，面对这种和自己老祖宗很相似的战法，完者都却拿不出什么办法来。
完者都能坐到宣慰使的位置上，说明其绝对不是个笨蛋，且其身经百战，作战英勇，常常身先士卒等诸多优点，但是仍然不能剿灭盐枭武装，反而是损兵折将铩羽而归。事实上他遇到的困境，是古往今来一切正规军都很头疼的问题：游击战。
军事上的胜利，使得盐枭武装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而赵昺适时的派出军政官员予以整合，甚至多次派兵直接支援他们作战，从而将各股力量经过招抚、整训、过滤变成朝廷的武装，建立起根据地。通过这种成功的模式现在已经成立了怀恩、威胜、怀德、雄胜和怀勇五支军队，各军兵力多少不一，多者七、八万，少者二、三万，此外还有些不在编制的独立武装，总兵力近二十万，至于民间支持者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也许比百万更多。
蒙元官军在屡次征剿失败后，也逐渐采取守势，将兵力集中于州府周边，乡野边远地带已经无法实施有效管理。而宋军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各军还向周边发展，形成了大片的灰色地带，那些管理乡间的基层官员也不敢再肆意所为。一方面，他们时刻害怕王师回来拉清单，所以做事时，大都会留点后路的。另一方面，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也算乡里乡亲的，所以做事也有点谱。
更主要的是，迫于老百姓的集体压力，他们也会和鞑子适当讨价还价。而且理由也是现成的，也是一抓一大把；而且鞑子也得点头称是。总而言之，我们大家都也想协助大汗共建乐土。问题是总得表现出一些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样的王者之师形象吧。总而言之，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为你们效力，也应该给我们脸上贴点金吧。否则，我们成了人人喊打的狗汉奸，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呢？还怎么为大金国效力呢？
再说了，朝廷每年要收取税赋的，如果你们往来征战把这里弄成了废墟，把人们弄得一心要抵抗到底，以后不要说每年收取大量的税赋了，可能还需要投入无穷无尽的维稳费、军费。这笔账，都是明白人，总能算清楚吧？总的来说，鞑子也是有政治头脑的人，尤其是那些上层人物，他们更有政治头脑，事情搞得太大了对自己并没有好处。所以他们自然也会尊重汉奸们提出的相关要求，如此各方也心照不宣，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对于各个根据地赵昺给予了大力支持，除了每年拨给大量的盐用于解决各根据地开支外，还支援了大量的武器甲仗。不过多是各军换装下来的冷兵器及缴获蒙军的兵器，火器也只有一些中、轻型弩炮和奔雷铳一类的小型武器，数量也不多，这也是他担心一旦全面展开反攻，他们的正面作战能力不足，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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