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小院外传来的脚步声，叶茗打开小院大门，看到了丈夫一行五人三车返回，蹙起的眉头终于舒展，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下来。
上午，胡立德、于满屯、戚大贵三人变换着身份进入日租界，发现租界巡逻的民团、警察却比往常多出了不止一倍。
胡立德一行三人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日租界里的同仁医院、日本海军陆战队医院。但是，不知道是昨晚的行动惊动了日租界官方，还是日租界本来就有这样的安排，这些重要目标都有民团、警察、陆战队队员守护，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这些重要目标撤离。而对于一般日本侨民，胡立德三人根本就没有起这个心思。
胡立德三人围着日租界打转，看着汉口日租界慢慢地忙乱起来。一大清早，日租界码头的工人，忙碌地将货物卸船，显然这是为撤离人员和重要物资腾出仓位。
日方的撤离总体是有序的，军队及重要目标先行登舰登船，最后通知一般日本侨民撤离。汉口日租界的侨民接到战争撤离的通知后，引发了日租界的恐慌。早一步接到通知的，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物品，提着箱子疯狂地奔向码头，而后一步接到通知的，看着满街行人匆匆的脚步，甚至连随身的衣物都没有带便跟着人流冲向了码头。
胡立德三人亲眼看着一家寿司小店，店里还在七八个客人，客人还没有吃完食物，便和店老板一起直奔码头。
于满屯看到这一切，露出了怪异的笑容小声说道：“哎，没有想到日本人也有这样狼狈的一天！”
戚大贵微笑着说道：“就喜欢看他们这一副狼狈样，也该让他们狼狈一下子。”
“哼，这算什么狼狈，难道还有我们东北军逃离东北更狼狈的事情吗？”胡立德一脸沉重地说道。
本来戚大贵听到于满屯的话语，脸上已经露出了一丝微笑，但听到胡立德的话语，笑容霎时收敛成一脸沉重。
看着日军的军舰护送着日本商船离开码头，看着那烟囱冒着浓烟消失在视线里，江边的胡立德一声长长地叹息。想到国民政府对此或许还一无所知，他脸上露出了失望与迷茫。
其实，日军撤侨是有原因的，当然这个原因对国民政府来说却是后知后觉。当国民政府高层接到日本撤侨的报告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事情。
卢沟桥爆发的战火被日军称为“事件”，事发后到七月十一日，日军称之为“华北事变”。在事件发生之初，日本并没有全盘的计划。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日军高层和政府高层多方博弈却很快引发了变化。此外，在战争初期日本政府与军方步调并非一致，军方又有陆军与海军、中央与地方的分歧乃至对立，军政两方各自为政，导致政略与战略的脱节。
日军军方高层希望通过武力来使中国政府屈服，所以借“卢沟桥事件”在华北投入八个师团希望打击中国军队，但是现实并没有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起码没有如他们想像那般顺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部在如何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事件发生之初，日本政府将这次武装冲突定性为偶发事故。但是，在日军陆军内部却因为此事分裂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可以乘着此次冲突，迅速将战事扩大，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这是“扩大派”。另一派认为，日本在远东的最终目标是苏联，应该避免与中国全面开战，虚耗国力，而应该将精力放在经营“满洲国”上，这是“不扩大派”。
“扩大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以及武藤章等少壮派军官。这些人物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及之后日方在华一系列扩张行动的成功，让他们极端轻视中国，认为只要集中力量给中国一个重击，就会击垮中方高层抵抗的意志，迫使中方屈服。从而，全面解决中国问题。
“不扩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事变之后，二人一时成为全日本的英雄。因此，石原莞尔晋升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就任日军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军衔少将。石原莞尔是一个真正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一当上作战部长，就着手改组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管的“动员和编制”业务也一并移到了第一部，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职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让这个新部门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职能，这样，慢慢地让第一部集中了参谋本部的绝大部分职能和权限，石原也因此慢慢成为了事实上的参谋次长。即使是刚刚就任第一部课长，显然，他的话语权更大，影响力更强。他主张不让事变升级和扩大，将战争的范围限制在华北，避免在中国陷入全面战争，以免日本以一小国陷入战争泥潭而最终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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