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在海上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运输，毛瑟1898步枪的制造设备由德国运抵汉阳。德国方面的条件相当优惠，制造设备几乎是半卖半送，只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仿制，湖北枪炮厂每生产一枝步枪，都要支付专利费。而专利费的数额很小，几乎就是象征性的，但这些是写在保密协议中的，不为外人所知。
陈文强也给予了相应的回报，承诺新军组建后，湘、鄂两省必会聘请德国军事教官，广东、江苏则尽力争取。同时，他终于松口，吸收德资入股粤汉铁路运输公司，并将数条轻轨工程包给了德资企业。
利益的交换是很难衡量的。德国认为本国资本在华中地区的渗透扩张，乃至国家影响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陈文强则觉得自己达到了目的，出让的权益也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设备安装，试生产，制造出枪、弹样品，检验、调试，再生产制造。紧张而连续的工作又持续了十几天，制造出的毛瑟步枪才通过了各项检测。如此快的速度，得益于汉阳铁厂钢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湖北枪炮厂从人员、管理，到机器的全面改造。
只要科学生产，用人得当，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明确，中国人办的工厂还是能面貌一新，颇有生产效率的。而官办或官督商办，乃至完全商办的工厂企业，大多数却正是管理上不够科学，不够严谨，以致效率低下。
所以说，制度是关键，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工厂，莫不如此。正象满清，在后期也改革，也推出新政，但体制不变，振兴便是水中望月，难获成功。
再从实业发展来看，制度和管理的落后，使国人的工厂企业缺乏竞争力，厂主想降低产品成本，就只能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缩工人薪水等办法。工人文化程度低，技术熟练程度不如洋人，再加上管理落后，制度缺失，工人劳动繁重且无效率，如何与工作时间也在九、十个小时的外国企业竞争？
唯一的优势大概便是劳动力价格低，但这显然还不足以抵消各种劣势。
尽管如此，在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势在必行的选择，陈文强率先在自己的工厂企业中采取了流水线作业和计件工资制，试图用这种日趋机械化的工作和明确分工来获得产量和成本的优势。在工人数量和技术水平能够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还尽量采用倒班制，使机器的运行和利用率最大化。
同时，他还聘请西门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学习西门子公司的管理办法。比如引入一些激励政策和措施，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推出救助基金给困难职工提供些帮助，并且招收大批薪水只有男工人一半的女工……
说起来，这些简单而微薄到让陈文强脸红，甚至含有某些不良动机的举措，却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拥护。这让陈文强知道中国的工人阶层是普遍处在怎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受到的又是如何苛刻的待遇，更多的中国人是处在怎样的贫困之中。
比如修筑铁路的工人，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赶进度，甚至在恶劣天气也尽可能地不停工。但陈文强让他们能吃饱饭，能有帐篷休息睡觉，能按时领到足额的薪水，他们就很满足，甚至因为天天能喝上热的漂着油星的菜汤而感恩戴德。当在汤碗中发现剁碎的、筷子都夹不起来的碎肉丁时，他们会衷心地感叹遇到了厚道善心的老板。
陈文强时常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很黑心。剥削、压榨，这是无疑的，只不过他比别人宽松，却绝不是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不赚钱，拿什么扩大经营，拿什么供养更多的工人，拿什么打破这旧的体制，拿什么摧毁比自己更重、更狠的苛政……
正如“淘水救人”，陈文强必须硬下心肠，虚伪地拿出一点点的蝇头小利，让工人们更卖力地干活，为他积累着打破笼罩在所有人头上那乌沉沉的天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本。
现实是如此实际而残酷，而上天却又给了陈文强一次充当大善人的机会。
1906年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泛滥，长沙与浏醴萍一带灾情严重，百姓到处逃亡。而官僚豪绅却乘机哄抬米价，以致饥民载道。
陈文强并不知道这场灾害为萍浏醴起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只知道修路工程有受到阻碍的危险，但仔细思索之后，他又觉得未必不是一次投资小，却能加快铁路建设的好机会。
“以工代赈”！ 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思想，古代人也知道趁着工价最低的时候搞建设，很多圩田及水利设施便是通过以工代赈而兴修起来的。
而且，问题的关键不是真的缺米，而是贪官劣绅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所以，饥民载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本原因还是政府措施不力，没有建立起顺当的赈灾抚民的机制。
要知道，自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改变。显然，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经取代苏常，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一场洪灾，又岂能将官库存粮尽皆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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