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建设，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同时进行的两项工作，却在陈文强这里都干得很出色。
先破后立，边破边立，不破不立，说不上哪个最正确，但应该都不是真理。因为，在不同的情况和形势下，所采取的方式也会迥然不同。
清廷的中央威权不断减弱，民众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革命与宪政互相促进，满清无论是顽固保守，还是激进改革，结果可能都已经注定。历史的欠债太多，少数民族的统治，腐败无能的官僚体制，已经无法抵挡时代大潮的冲击。
预备立宪，地方自治，咨议局选举，可以看到，不管清廷是不是在顺应民意，地方权力的分薄是难以避免的。而社会力量一旦发动起来，就不是清廷想制止就能制止的了。换句话说，政治改革一旦启动，便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否则民众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其可怕的。
一九零七年十月，在宣布预备立宪前，清廷便已经公布了由宪政审查馆拟定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安排，一九零八年各省开始筹备谘议局，并举行谘议局选举。在官方文件中，谘议局和资政院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谘议局对应的是地方议会，而资政院对应的国家议院。由此，立宪派也就迅速行动起来。
按照章程的规定，各省谘议局设议长一名，副议长两名，各省议员定额按“各省学额总数的百分之五为准”，均选举产生。谘议局的职责主要是议决地方上的兴革之事、预决算、地方法规、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等，功能类似于地方议会，也是地方自治的基础。
当然，对当时的民主程度报以过高的期望是不现实的。譬如选民资格，就必须具备章程中规定的以下几个条件之一：一是具有中国或者外国中学堂以上学历者；二是有举人贡生功名者；三是曾任实缺文七品或者武五品官且未参革者；四是曾在本省办理学务或公益事务满三年者；五是在本省有五千元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另外，章程规定，选民除了具备以上五个条件之一，还必须是二十五岁以上的本省男子；如果不是本省人士，参加本省选举的话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并年满二十五岁者，二是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和不动产者；而作为候选人，则必须具备以上条件之一，并且须是三十岁以上之男子。
从这些规定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谘议局选举是按照教育程度、财产等来划线，而且女子没有选举权。从局限性来说，谘议局选举把大部分人划在了线外，而使之成为一场地方士绅的政治游戏。不过，对此也没必要太过苛责，毕竟用选举的办法来办谘议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遭，称它具备了划时代的意义并不为过。
况且，从无到有，从缺陷到完善，这是必须要走的道路。各国的宪政之路也不是一蹴而就，英国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再到最后的基本完善，可是经历了上百年才完成的。
可以想象的是，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很多地方督抚接到宪政审查馆的咨文后大都茫然无措，这些传统的官僚根本就不知道选举为何物，更别说该怎么办了。
于是乎，宪政审查馆的人员和一些从国外学习政治的留学生立刻成为地方上的香饽饽，各省督抚都抢着延请他们来指导选举工作。
在立宪派欢欣鼓舞，积极地参与到咨议局的选举和筹备中，陈文强这个立宪派的中坚却并没有投身其中，而是主持了广韶（广州至韶关）线的贯通剪彩仪式，然后由广东走白沙河进入湖南，在郴州乘火车前往武昌。
韶关至郴州的铁路贯通固然是难点和重点，但陈文强此时想的却是如何在张之洞走后，能够继续稳固自己在湖湘的势力。
人生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却总是有解决不完的事情。
在广东凭实力可以压制总督，但在湖湘——陈文强坐在火车上，还不住地发出感慨。
清廷把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入中枢，又形成两亲王坐镇，显然还不放心，终于下旨调张之洞入京。明升暗降，两个权势最大的汉人督抚被拿下来，陈文强嗅到了不好的意味。
如果张之洞坚辞不就，凭他在湖湘的十几年经营，凭他一手打造的湖北第八镇和黎元洪的混成协，清廷也是没办法的。但张之洞急电召陈文强赴鄂，显然是有入京之意，要提前做些安排了。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张之洞是旧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忠君爱国，这一点比袁世凯还要坚定。袁世凯被调中枢时，还左右推脱，赖着不走。张之洞呢，明面上是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这样才显得是个忠臣嘛！
但张之洞若走，苦的可是陈文强。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上新的湖广总督，对陈文强还能如此牵就，如此倚重吗？在湖湘的实力，显然还不能让陈文强象在广东那样强势，特别是湖北，汉阳铁厂、湖北军工厂是否还能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生产，会不会被清廷强行收为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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